2018年12月18日 星期二

折枝的大紅花(HIBISCS)


大紅花(HIBISCS),或名朱槿;原產地中國嶺南地區,現為馬來西亞國花。

大馬有一家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的公司 HIBISCS。

這股票我聽很多人說過,也不少人追過,只是一直沒去理會。

就算我建議別人投資石油股票,也沒推薦過 HIBISCS,原因對它不熟悉。

觀察石油股,我習慣性把該公司股價和油價對比,作為它到底在油價什麼情況下才能受惠。

以下是 HIBISCS 股價和 Brent Oil 對比:



HIBISCS 上市以來的股價,基本上和 Brent Oil 亦步亦趨。

如果未來這情況不變的話,投資 HIBISCS 取決於對未來油價的預測。

而根據 HIBISCS 的業務介紹,Hibiscus Petroleum Bhd及其子公司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它专注于在英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生产油田。其业务部门包括管理的北沙巴部门与石油生产有关的业务。Anasuria segment which is focused on producing fields and associated infrastructure; 3D Oil, VIC/L31 & VIC/P57 segment engaged in exploration prospects in Australia within exploration permit VIC/P57, and investment in 3D Oil; 投资3D Oil;投资控股和集团活动部分包括对拥有的公司的投资或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特许权,并提供项目管理,技术和其他服务。

HIBISCS 是上游服務業者,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它只是提供服務,那油價起落對它的影響性相對小,主要取決於它能獲得的合約。

當然,如果油價上漲是需求推動,那取得更多合約自然有利利潤成長。

只是,根據我在《經濟週期投資》一書所寫,未來油價就算上漲,也和需求關係不大,而是貨幣貶值。

所以單存提供上油服務,能取得的利潤成長會比2001-2008年油價大漲至147美元一桶的時候還要低。

而根據 HIBISCS 年報,它是得到開採許可的,所以它是算擁有油田資產的石油公司。

這也能解釋為何它的股價和 Brent Oil 亦步亦趨。

下面是 HIBISCS 年報的資產披露,年報中, HIBISCS 可開採石油有 46 MMbbls。




但是,HIBISCS 的年報給我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它的 Income Statement 有很多非正常經營收入,如2017年4409萬退稅;2018年 Negative goodwill from business combination 2.06億。

2018年營業額成長50.9%,但是應收帳卻成長920.2%。

現金流並不理想,所以不斷發行新股,從2012年的305(百萬股)增加到現在的1,506(百萬股)。

要我怎麼說 HIBISCS 呢?

首先,我認為未來幾年油價會上漲到一定高價格。

可就算 HIBISCS 可以在油價上漲受益,但它的公司體質並不理想。

所以我寧可去選其他石油股票。


有興趣了解《阿弟投資系列》的:

股票財務的《股票真智慧》

圖表面的《圖表趨勢秘密》

經濟面的《經濟週期投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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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阿弟@投資世界 提到...

油价再不涨 沙特就等着破产?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12-19/doc-ihqhqcir8341268.shtml

阿弟@投資世界 提到...

对冲基金“短线之王”:预见崩盘 却比散户亏得更多


  道琼斯指数暴跌22.61%、标普500指数暴跌20.47%、可口可乐下跌36.5%、通用电气下跌33.1%。

  5030亿美元的股票市值在这一天之内化为乌有,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8。

  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更多的普通投资者亏光了多年积存的血汗钱。

  就连“世界短线之王”也没能避开1987年的股灾。

  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

  华尔街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世界短线之王”。与索罗斯、罗伯逊并称“对冲基金三巨头”,扛起了70年代至90年代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大旗。

  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即使是最顶尖的投资人,也无法准确预测市场,也会因为上涨而盲目乐观、忽视风险,在股灾到来时也显得那么无助:

  1、我预见到了崩盘,但没坚守自己的信念

  在1987年,我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天才,又是一个傻瓜。

  那年年初,我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股市崩盘。

  然而,我的自满情绪和业绩上的压力,导致我没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最后,我的亏损和那些业余的普通投资者一样多,甚至更多。

  1987年4月,即股灾前半年,我给基金的投资者发了一封信:

  当然,股市可能继续涨,或许涨很多。但是,对于传统投资者(不管好不好,我就是)来说,现在的市场呈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

  和历史相比,市盈率太高而且股息率太低,有价值的公司很难找到。

  更重要的是,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水平这样的宏观环境很难维持下去。经济要么走弱,要么走强,而且如果走强的话利率水平将会抬升。在这种环境下,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公司间的并购及公司股票回购支撑着市场,但市场下跌的风险非常大。

  我算是有点远见,继续说:

  这种环境下我倾向于更加谨慎和保守。

  但是,市场上涨的趋势仍在,我也不能忽视错失投资机会的潜在后果。我始终把合伙人的资金当作自己的资金那样去投资,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下行风险可控的投资机会。总体来说,因为我们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因此我们会降低仓位,在牛市中我们将跑输大市。

  回想起来,那封信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六个月是个漫长的时间,尤其在投资界,因此我在信中表达的担忧没有持续太久。

  几个月内,我们又重回净多头,因为我觉得不参与市场的后果比参与更加严重,因此我在狂热氛围中在高位买入了股票。

  衡量一个投资者的年度业绩有其合理性,但也会引诱投资者忽视风险。我们做多,赚了钱,然后我们继续加大多头仓位,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简单。

  到8月底,我们当年的净值上涨了35%,所以我们感觉良好。

  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因素才能把这个高估的市场打下来?

  令人困惑的地方是,虽然从历史标准的角度衡量,这个市场实在是高估了,但我们似乎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是否处于估值长期趋势性扩展的时期?

  2、股灾那天我还想着抄底,但后来傻眼了

  整个9月份,市场的走势比较错乱,但我们没有减仓,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股票组合还是比较满意的。

  股灾前的那个星期五,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0多点。

  大宗交易成交的股票都是以很深的折价卖出,这通常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那天下午我召集公司的投资经理、分析员和交易员开会,征询大家对市场的看法。难道我们忽略了什么大的事件吗?

  讨论并未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之前那么谨慎。

  即便是在周末,空气中弥漫着恐慌的情绪,但我居然对这种情绪没有太强的感受。

  星期一早上,股市以暴跌开盘。

  到10点半,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20点,而且新闻报道里全是大面积的恐慌抛售。

  午盘收市,道指跌了200点。

  我感觉市场可能超卖了,或许已经见底,于是我开始买入标普股指期货(当时标普期货以很大的贴水交易)。我对股指期货的交易很熟练,对升水和贴水也很敏感,所以我认为期货的折价很大,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用的是自己惯常的买入方法:股指每跌10个点就买入10手的股指期货。

  午后随着市场继续下跌,卖盘抛出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很快,我就积累了大量的多头头寸。

  有一段时间,市场有所反弹,我还深受鼓舞。

  在大约一个小时内,道指从下跌250点,到下跌200点,涨到只下跌100点。

  我开始自我赞许,我真是了不起的交易员啊,抄到了市场的底部。

  但市场很快重新开始下跌,到下午3点,下跌提速:先是300点,然后350点。

  恐慌情绪四处弥漫。

  新闻上说收盘后里根总统将宣布暂时休市。

  那一刻,我们都傻眼了:指数直线下挫了450点。

  收盘的时候,市场的下跌幅度令人震惊,道指跌了508点,或者说22%的跌幅,是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一天。

  我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徒劳无功。

  从基本面上来说,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但金融市场跨了。

  3、一天损失了一年的盈利,我不想干了

  周一我们在公司一直待到午夜才回家。晚上的时候,我想了又想,决定第二天要继续买入。

  我认为,市场已经跌了那么多,总该会有个反弹吧。

  如果这还不够乱的话,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摩根斯坦利的电话,说我们的保证金不够,要存入更多的现金。

  大摩一直是我们的券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将我们一军:大摩威胁说,如拿不到更多的保证金,他们要开始平仓我们的期货头寸。

  太可气了!我立刻打了几个电话,迅速将我们的持仓转移到了高盛。那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跟大摩做过一笔交易。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试图忘掉在“黑色星期一”我们究竟亏了多少钱。这么说吧,仅仅在1987年9月的时候,我们的基金净值上涨了45%,而到了年末,涨幅只有区区4%。

  在那一天以及随后的几天里,我们损失了几乎一整年的盈利。

  跟往常一样,在亏钱的时候,我一般会大幅降低仓位并持有更多的现金。所以,最后当市场终于开始反弹时,我们的仓位太低,导致净值增长缓慢。

  那个秋天我觉得极度压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

  我非常自责,择时的问题困扰了我。

  关键是,那一年早些时候,我明明预见到了市场的崩溃,这让我感到格外刺痛。也许我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许我不如以前那么出色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谨慎行事,但我却像那些指数基金经理一样行事。

  看看我干的好事!总之我的自信心被严重挫伤,我感到非常孤独。

  随后的几周,关于股灾的报道充斥着媒体。记者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金融史上的特殊时期,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特殊在哪里。

  那一刻之前,我习惯了大幅跑赢市场,可现在我却输了,而且输的这么窝囊。

  从事后看,1987年的股灾没有预示啥。

  经济继续正常运转,生活依旧。政府组织专家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把崩盘的原因归结于新的发明,比如当时流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和衍生品交易,以及监管的缺失。

  另外,罪魁祸首还包括美联储和德意志银行的升息,以及对于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忧。但最后,我并不觉得经济学家从这次股灾中学到了任何有用的东西。

  下雨偏逢屋漏,如果说我们的股票投资损失还不够大的话,我们的可转债套利策略也出了大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在这块一直是赚钱的。

  股灾后的第一天,我看了可转债套利的盈亏报告,发现我们当月盈利10%,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不是全都在亏。

  可是第二天,新的报告送来了,原来前一天报告上债券的价格被标错了,因此我们实际上亏损了30%。

  这也太不专业了,我真是气炸了,冲着负责套利交易的投资经理咆哮。

  当他终于有勇气回话时,颤颤巍巍地说:“我真想去自杀。”


  我记得当时自己冷冷地问:“我能旁观吗?”

  长话短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华尔街上的情绪都非常压抑。同行们聚会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都努力避免谈论股市。

  第二年,我们的业绩提升了很多。

  我侧重于自下而上的基本面选股,做多的同时也做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从股灾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后来我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不管是涨还是跌,我总是可以赚钱的。我统计了一下,我亏钱的月份不超过总月份的5%。这样一想,我总算感觉好受了很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小基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