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8日 星期日

為何過去少有高僧大德揭露藏密的邪惡本質?

问:“如果西藏密宗不是佛教的一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高僧大德不出面揭露藏密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太虚大师也有一个说明。太虚大师于1937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稿《汉藏教理融会谈》一文里如是说:
再讲显密问题。显密所以成为问题者,是由于密咒兴盛,而批判其余一切教法为浅显,成为显密对立,所以发生了问题。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唐密)也传去了日本,并在日本形成东密、台密。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唐密)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西藏密宗),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只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它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约1906年以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而又产生所谓显密问题了。”
太虚大师这一段是说:在历史上,中国内地的密宗(唐密),形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6年以后),至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以后,唐密仅存百余年便失传了。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汉地佛教以禅宗、净土宗的修持为主,汉地佛教界和西藏密宗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即便是密宗的放焰口、密咒普遍于民间,但那也不是寺中主课,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罢了。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我国汉地灭绝一千余年的密宗密法死灰复燃,原因有两个:
一者,日本的密宗(东密)传入中国。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两条就是日本对在华所设立的寺院享有所有权、日本僧人在华享有自由传教权。实是假传教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随着日军势力的侵入,1924年日本的密宗(东密)僧人的权田雷斧(太虚大师称雷斧“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将东密传入中国。权田雷斧的弟子王弘愿,从雷斧灌顶以后,在潮州、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开坛灌顶,几年间受灌顶者数以千计。民国期间,我国出现密宗人士的活动,始作俑者,即是王弘愿,受其影响,才有僧人大勇、显荫等人东渡日本学习密法(大勇回国后欲再去西藏学密,死于途中,显荫则死在日本,两人因为学密都受到了印光大师的批评)。二者,西藏的九世班禅、诺那“活佛”因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争权夺利失势以后,害怕遭到达赖喇嘛的毒手逃到汉地来,为了生存不得不教授密法以取得供养,几年间皈依弟子数万人。因此民国期间,密宗密法经权田雷斧、班禅、诺那等人的大力“弘扬”,汉地的佛教界才对密宗密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汉地佛教界接触了藏密和东密以后,因密宗自夸是能教人“即身成佛”的顶级“佛法”,鼓吹“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而轻视显教,再加上部分汉地的法师居士由于不了解藏密的真相,也随着密宗之徒贬低显教的教法,由此而形成了太虚大师所说的“显密对立的状态”、“显密问题”。
西藏密宗虽然和汉地佛教界没有接触,但是却得到了封建帝王的支持。“元、明、清”各朝的中央政府,为了控制西藏,故皆极力地笼络西藏的当权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活佛”大喇嘛们。“元、明、清”各朝皆有不少帝王和西藏喇嘛学习密法,他们所学的密法即是套上佛法名相的男女双身修法,以便和后宫众多妃嫔享受淫乐,如《元史·哈麻传》记载:
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男女双修法),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到了清代,仍然如此,如清代雍正皇帝提供雍和宫,供西藏喇嘛修双身法。并在皇宫中供养搂报女人的“欢喜佛”。《清稗类钞》中说:“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在清代,“欢喜佛”曾被用来作为王室皇子们性教育的模型,“流弊所及,遂主淫风大甚,男女无别”。
太虚大师以为: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西藏密宗,但是藏密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史实所证明,同样也得到西藏密宗方面资料的印证,如西藏密宗的根本经典密续《那洛六法》一书说:
本来密宗在昔日,只有帝王可修,民间连密宗之名尚且未闻,遑论修持哉!雍正皇帝因敬重喇嘛之故,特将其自居之雍和宫供养喇嘛,作为喇嘛修法之地,由此可知密宗之宝贵、喇嘛之尊高矣!”(《那洛六法》59页,道然巴洛布仓桑布讲述,卢以照笔录)
因此,历史上汉地的佛教大德没有出面批判西藏密宗,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既然历史上汉地佛教界和藏密没有发生接触,汉地佛教界当然无从知悉藏密的淫邪法义,也就谈不上批判藏密了。
第二,西藏自元朝并入中国以来,因为西藏处在偏远地区,中央对西藏的管理鞭长莫及,所以“元、明、清”各朝的帝王为了控制西藏,皆对藏地采取怀柔政策,藏地有名望的“活佛”大喇嘛们往往受到优待,并封给官职,让他们直接管理藏地,甚至有的大喇嘛成为皇帝的“帝师”“国师”,这就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与“元、明、清”各朝帝王礼遇藏密的“活佛”大喇嘛相反的是,此阶段各个帝王对于汉地佛教均采取限制发展的策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期间,如虚云老和尚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慈云寺开示说:
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来甚多,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其意甚远。是否政府特别信仰,不得而知。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则时加种种压迫,毁庙逐僧,不一而足。”
因此,元明清三朝是汉地佛教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在此条件下,即便是汉地佛教界知道藏密实质上是附佛外道,汉地佛教于自宗的发展,尚且步履维艰,何况是出面破斥密宗的邪见?在封建极权的时代,如果高僧大德出面批判皇帝的“帝师”“国师”,批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仅没有效果,而且难免性命不保。因此,西藏密宗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并借助政教合一的制度,以武力财力作保障才得以流传千余年。
第三,西藏密宗所传的密法,喇嘛上师都奉为“至宝”,上师即便是对弟子,也要经过长期的考察(考察期多的有十二年之久),严格的灌顶,才肯传授。所以汉地佛教界无法深入了解藏密的密法,所知道的仅仅是皮毛而已。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藏密宗以及日本的东密陆续传入汉地,尤其是法尊法师翻译了不少藏密自编并推崇的经论,如根本典籍《入中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汉地的佛教界这才有机会接触、了解、研究西藏的密宗,并得出一些结论。民国以来,佛教界的部分大德,就自己所接触的藏密,随其理解的深浅,各有看法,略述如下:
(以下是民國四大法師對藏密的看法,以後再分開上傳)


摘自:《西藏密宗的秘密》

沒有留言: